柳永

柳永，（约987年—约1053年）北宋著名词人，婉约派代表人物。汉族，崇安（今福建武夷山）人，原名三变，字景庄，后改名永，字耆卿，排行第七，又称柳七。宋仁宗朝进士，官至屯田员外郎，故世称柳屯田。他自称“奉旨填词柳三变”，以毕生精力作词，并以“白衣卿相”自诩。其词多描绘城市风光和歌妓生活，尤长于抒写羁旅行役之情，创作慢词独多。铺叙刻画，情景交融，语言通俗，音律谐婉，在当时流传极其广泛，人称“凡有井水饮处，皆能歌柳词”，婉约派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之一，对宋词的发展有重大影响，代表作 《雨霖铃》《八声甘州》。

奉旨填词 史载，柳永作新乐府，为时人传诵；仁宗洞晓音律，早年亦颇好其词。但柳永好作艳词，仁宗即位后留意儒雅，对此颇为不满。及进士放榜时，仁宗就引用柳永词“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鹤冲天·黄金榜上》）说：“既然想要‘浅斟低唱’，何必在意虚名”，遂刻意划去柳永之名。 宋人严有翼亦载有此事，说有人向仁宗推荐柳永，仁宗回复“且去填词”，并说自此后柳永不得志，遂出入娼馆酒楼，自号“奉圣旨填词柳三变”。 眠花宿柳 柳永生在一个典型的奉儒守官之家，自小深受儒家思想的系统训练，养成功名用世之志，然而，他一旦出入“秦楼楚馆”，接触到“竞赌新声”，浪漫而放荡不羁的性格便显露出来，因此，青楼成了他常去之处。科举落第后，柳永沉溺烟花巷陌，都市的繁华、歌伎的多情，使柳永仿佛找到了真正的自由生活。 在宋代，歌伎以歌舞表演为生，其表演效果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她们的生活处境。演出效果取决于演技和所演唱的词，演技靠个人的勤奋练习，而词则靠词人填写。歌伎为了使自己的演唱吸引观众，往往主动向词人乞词，希望不断获得词人的新词作，使自己成为新作的演唱者，以给听众留下全新的印象，同时也希望通过词人在词中对自己的赞赏来提升名气。柳永落第后，频繁地与歌伎交往，教坊乐工和歌伎填词，供她们在酒肆歌楼里演唱，常常会得到她们的经济资助，柳永也因此可以流连于坊曲，不至于有太多的衣食之虞。歌伎是柳永词的演唱者和主要歌咏对象，存世柳词中涉及歌伎情感方面的约150首，歌伎激发了柳永的创作热情，满足了他的情感追求，促成了他的创作风格，也奠定了他的文学地位。 白衣卿相 柳永年轻时应试科举，屡屡落第；即暮年及第，又转官落魄，终官不过屯田员外郎。由于仕途坎坷、生活潦倒，柳永由追求功名转而厌倦官场，沉溺于旖旎繁华的都市生活，以毕生精力作词，并在词中以“白衣卿相”自诩。表面上看，柳永对功名利禄不无鄙视，但骨子里还是忘不了功名，希望走上一条通达于仕途的道路。柳永是矛盾的，他想做一个文人雅士，却永远摆脱不掉对俗世生活和情爱的眷恋和依赖；而醉里眠花柳的时候，他却又在时时挂念自己的功名。然而，仕途上的不幸，反倒使他的艺术天赋在词的创作领域得到充分的发挥。 据传，柳永晚年穷愁潦倒，死时一贫如洗，无亲人祭奠。歌伎念他的才学和痴情，凑钱替其安葬。每年清明节，又相约赴其坟地祭扫，并相沿成习，称之“吊柳七”或“吊柳会”，这种风俗一直持续到宋室南渡。▲

早年经历 柳永出身官宦世家，祖父柳崇，世居河东（今山西），曾为沙县县丞，在州郡颇有威信。父亲柳宜，出仕南唐，为监察御史；南唐灭亡后，柳宜供职北宋，任雷泽县令，不久，改为费县县令、濮州任城令。柳永即出生于其父任所（984年，费县）。 淳化元年（990年），柳宜入汴京上书，授全州通判，柳永随父赴任。 淳化五年（994年），柳宜以赞善大夫调往扬州，柳永随往，习作《劝学文》。 至道三年（997年），柳宜屡迁至国子博士，命其弟携画像前往故里崇安，以慰家母思念，柳永随叔归乡。 咸平元年（998年），柳永居家乡，游览名胜中峰寺，作诗《题中峰寺》。柳永读到《眉峰碧》，甚爱此词，将它题写在墙壁上，反复琢磨。 咸平四年（1001年），柳永尝试为词，作《巫山一段云·六六真游洞》，歌颂家乡风景武夷山，有“飘飘凌云之意”。 流寓江淮 咸平五年（1002年），柳永计划进京参加礼部考试，由钱塘入杭州，因迷恋湖山美好、都市繁华，遂滞留杭州，沉醉于听歌买笑的浪漫生活之中。咸平六年（1003年），孙何知杭州，门禁甚严，柳永作《望海潮·东南形胜》，前往拜谒。此词一出，即广为传诵，柳永亦因此名噪一时。 景德元年（1004年）秋，孙何还京太常礼院，柳永做《玉蝴蝶·渐觉芳郊明媚》，追忆陪孙何游乐情事。 景德年间（1004—1007年），柳永离开杭州，沿汴河到苏州，作《双声子·晚天萧索》；不久入扬州，作《临江仙·鸣珂碎撼都门晓》，追忆旧游，度过了青年时期的一段放浪生活。 科举之路 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柳永进入京师汴京（今开封）。时北宋承平日久，都城繁华极盛：元宵，皇帝与民同乐；清明，郊外踏青；端午，龙舟竞渡；汴京风情，纸迷金醉。柳永凌云辞赋，将帝都的“承平气象，形容曲尽”。 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春闱在即，柳永踌躇满志，自信“定然魁甲登高第”。及试，真宗有诏，“属辞浮糜”皆受到严厉谴责，柳永初试落第。愤慨之下作《鹤冲天·黄金榜上》，发泄对科举的牢骚和不满，但对中举出仕并未完全绝望。不久之后，柳永作词《如鱼水·帝里疏散》，对此次应试的不利，柳永已不再介怀，对试举仍抱希望。 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柳永第二次参加礼部考试，再度落第。同时，与相好歌女虫娘关系出现裂痕，柳永作词《征部乐·雅欢幽会》，抒发失意兼失恋的苦闷情绪。 天禧二年（1018年），长兄柳三复进士及第，柳永第三次落榜。 浪迹天涯 天圣二年（1024年），柳永第四次落第，愤而离开京师，与情人（或为虫娘）离别，作著名的《雨霖铃·寒蝉凄切》，由水路南下，填词为生，词名日隆。因漂泊日久，身心疲惫，柳永作《轮台子·一枕清宵好梦》，追忆“却返瑶京，重买千金笑”，感叹“芳年壮岁，离多欢少”。 天圣七年（1029年），柳永返回京师，汴京繁华依旧，但故交零落，物是人非，触目伤怀，柳永又离开京都，前往西北。 明道年间（1032—1033年），柳永…

表面上看，柳永对功名利禄不无鄙视，很有点叛逆精神。其实这只是失望之后的牢骚话，骨子里还是忘不了功名，他在《如鱼水》中一方面说“浮名利，拟拚休。是非莫挂心头。”另一方面却又自我安慰说“富贵岂由人，时会高志须酬”。因此，他在科场初次失利后不久，就重整旗鼓，再战科场。 仁宗初年的再试，考试成绩本已过关，但由于《鹤冲天》词传到禁中，上达宸听。等到临轩放榜时，仁宗以《鹤冲天》词为口实，说柳永政治上不合格，就把他给黜落了，并批示：“且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十六）。再度的失败，柳永真的有些愤怒了，他干脆自称“奉旨填词柳三变”，从此无所顾忌地纵游妓馆酒楼之间，致力于民间新声和词的艺术创作。官场上的不幸，反倒成全了才子词人柳永，使他的艺术天赋在词的创作领域得到充分的发挥。当时教坊乐工和歌姬每得新腔新调，都请求柳永为之填词，然后才能传世，得到听众的认同。柳永创作的新声曲子词，有很多是跟教坊乐工、歌妓合作的结果。柳永为教坊乐工和歌妓填词，供她们在酒肆歌楼里演唱，常常会得到她们的经济资助，柳永也因此可以流连于坊曲，不至于有太多的衣食之虞。南宋罗烨《醉翁谈录》丙集卷二就说“耆卿居京华，暇日遍游妓馆。所至，妓者多以金物资给之。”柳永凭借通俗文艺的创作而获得一定的经济收入，表明宋代文学的商品化开始萌芽，为后来“职业”地从事通俗文艺创作的书会才人开了先河。 然而在他的这段人生中，他并没有真正放下心中的功名之欲。他还是想要功名的，他还是希望走上一条通达于仕途的道路。于是他或是去漫游，或是辗转于改官的途中。漫长的道路，漫长的希望与寂寞中，柳永写下了大量的羁旅行役之词。这类作品向来是受历代学者称赞的。吴曾《能改斋漫录》卷一六载：晁无咎云：“世言柳耆卿曲俗，非也，如《八声甘州》云：‘渐霜风凄紧，关河冷落，残照当楼。’此真唐人语，不减唐人高处矣。” 《八声甘州》就是一首羁旅行役之词。清人陈廷焯《词坛丛话》也曾说：“秦写山川之景，柳写羁旅之情，俱臻绝顶，有不可以言语形容者。”柳永的羁旅行词约为60首，占全词的近四分之一。羁旅题材常用于表现文士追求功名不果后的心情与思绪，因而柳永的羁旅行役词也透着浓厚的文人气质，这种气质多表现为或用羁旅词书法怀古之志，如《双声子》（晚天萧索），或用羁旅词表现追求功名的封建士大夫的失志之悲和飘零的孤独，如《归朝欢》（别岸扁舟）和《轮台子》（一枕青宵）。然细细品读柳永的羁旅词，却会发现这类词中仍有相当一部分夹着世俗的尾巴，即一方面高唱文人格调，一方面剪不断与歌妓的相思和缠绵的回忆。试看《雪梅香》一词：“景萧索，危楼独立面晴空。动悲秋情绪，当时宋玉应同。渔市孤烟袅寒碧，水村残叶舞愁红。楚天阔，浪浸斜阳，千里溶溶。 临风，想佳丽，别后愁颜，镇敛眉峰。可惜当年，顿乖雨迹云踪。雅态妍姿正欢洽，落花流水忽西东。无憀恨，相思意，尽分付征鸿。”词一开篇就写萧瑟的秋…

天性风流，才性高妙，由于父亲柳宜身为降臣，所以科场失意，众红裙争相亲近；他不屑与达官贵人相往来，只嗜好出入市井，看遍青楼，寄情风月，醉卧花丛，怜香惜玉，直把群妓当倩娘……他是最风流却路途又最坎坷的一代词坛高手。 1.屯田（柳永官屯田员外郎，故称）北宋专家，其高浑处不减清真，长调尤能以沉雄之魄，清劲之气，写奇丽之情，做挥绰之声” ——郑文火卓 2.“掩众制而尽其妙,好之者以为无以复加” ——胡寅 3.“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 —— 叶梦得 4.“露花倒影柳三变，桂子飘香张久成。” ——李清照 5.“予观柳氏文章，喜其能道嘉佑中太平气象，如观杜甫诗，典雅文华，无所不有。是时予方为儿，犹想见其俗，欢声和气，洋溢道路之间，动植咸若。令人歌柳词，闻其声，听其词，如丁斯时，使人慨然有感。呜呼，太平气象，柳能一写于乐章，所谓词人盛事之黼藻，其可废耶？” ——黄裳 6.“其词格固不高，而音律谐婉，语意妥贴,承平气象,形容曲尽。“ ——陈振孙 7.“渐霜风凄紧，关河冷落，残照当楼”三句，“不减唐人高处”。 ——苏轼 8.完颜亮读罢柳永的《望海潮》一词，称赞杭州之美：“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遂起投鞭渡江、立马吴山之志”，隔年以六十万大军南下攻宋。（罗大经《鹤林玉露》卷一） 9.宋叶梦得《避暑录话》记载：“柳永为举子时，多游狭邪，善为歌辞。教坊乐工每得新腔，必求永为辞，始行于世，于是声传一时。余仕丹徒，尝见一西夏归朝官云：‘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 并且柳词可分俚、雅两派。 ▲

开创意义 这主要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说： 1、慢词的发展与词调的丰富 整个唐五代时期，词的体式以小令为主，慢词总共不过十多首。到了宋初，词人擅长和习用的仍是小令。与柳永同时而略晚的张先、晏殊和欧阳修，仅分别尝试写了17首、3首和13首慢词，慢词占其词作总数的比例很小，而柳永一人就创作了慢词87首调125首。柳永大力创作慢词，从根本上改变了唐五代以来词坛上小令一统天下的格局，使慢词与小令两种体式平分秋色，齐头并进。 小令的体制短小，一首多则五六十字，少则二三十字，容量有限。而慢词的篇幅较大，一调少则八九十字，多则一二百字。柳永最长的慢词《戚氏》长达212字。慢词篇幅体制的扩大，相应地扩充了词的内容涵量，也提高了词的表现能力。 在两宋词坛上，柳永是创用词调最多的词人。他现存213首词，用了133种词调。而在宋代所用八百八十多个词调中，有一百多调是柳永首创或首次使用。词至柳永，体制始备。令、引、近、慢、单调、双调、三叠、四叠等长调短令，日益丰富。形式体制的完备，为宋词的发展和后继者在内容上的开拓提供了前提条件。如果没有柳永对慢词的探索创造，后来许多词人或许只能在小令世界里左冲右突，而难以创造出像《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念奴娇·赤壁怀古》、《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那样辉煌的慢词篇章。 2、市民情调的表现与俚俗语言的运用 羁旅行役之感与抒情的自我化 北宋陈师道说柳词“骫骳从俗，天下咏之”（《后山诗话》），王灼也认为柳词“浅近卑俗，自成一体，不知书者尤好之”（《碧鸡漫志》卷二），都揭示出柳词面向市民大众的特点。 唐五代敦煌民间词，原本是歌唱普通民众的心声，表现他们的喜怒哀乐的。到了文人手中，词的内容日益离开市俗大众的生活，而集中表现文人士大夫的审美情趣。柳永由于仕途失意，一度流落为都市中的浪子，经常混迹于歌楼妓馆，对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歌妓和市民大众的生活、心态相当了解，他又经常应歌妓的约请作词，供歌妓在茶坊酒馆、勾栏瓦肆里为市民大众演唱。因此，他一改文人词的创作路数，而迎合、满足市民大众的审美需求，用他们容易理解的语言、易于接受的表现方式，着力表现他们所熟悉的人物、所关注的情事。 首先是表现了世俗女性大胆而泼辣的爱情意识。在其他文人词的同类题材作品中，爱情缺失的深闺女性一般只是自怨自艾，逆来顺受，内心的愿望含而不露。而柳永词中的世俗女子，则是大胆而主动地追求爱情，无所顾忌地坦陈心中对平等自由的爱情的渴望。试比较： 槛菊愁烟兰泣露。罗幕轻寒，燕子双飞去。明月不谙离恨苦。斜光到晓穿朱户。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欲寄彩笺兼尺素。山水长阔知何处。（晏殊《鹊踏枝》） 自春来、惨绿愁红，芳心是事可可。日上花梢，莺穿柳带，犹压香衾卧。暖酥消，腻云亸。无那。恨薄情一去，音书无个。 早知恁么。悔当初、不把雕鞍锁。向鸡窗、只与蛮笺象管，拘束教吟课。镇相随，莫抛躲。针线闲拈伴伊坐。…

众说纷纭 由于官方正史《宋史》中没有柳永的传记，当时文人学士的诗文集里也没有关于柳永的记载，所以连柳永的生卒年限都没有定论。传闻各异，要下一个定论，就更难了。这也是词人的悲哀！但换一种想法：这也是词人的一种荣幸，让更多地方的人记住他、关心他！幸与不幸竟在一念之间！ 据明万历《镇江府志》卷三六附记，直到王安礼知润州时，才将柳永安葬在北固山下。但查了一下资料历来文学史家均语焉不详。宋代以后各家记载，也是众说纷纭，各执一词。归纳起来，其说有四： 一、卒葬湖北襄阳说 宋祝穆持此说，祝在《方舆胜览》中记载：柳永卒于襄阳，死之日，家无余财，群妓合资葬于南门外。每春日上冢，谓之“吊柳七”，也叫“上风流冢”。渐渐形成一种风俗，没有入“吊柳会”、上“风流冢”者，甚至不敢到乐游原上踏青。这种风俗一直持续到宋室南渡。后人有诗题柳永墓云：乐游原上妓如云，尽上风流柳七坟。可笑纷纷缙绅辈，怜才不及众红裙。 二、葬湖北枣阳花山说 宋曾达臣（敏行）、元陈元靓持此说。曾在《独醒杂志》中记载：“耆卿墓在枣阳县花山，每岁清明词人集其下，为吊柳”。陈在《岁时广记》中亦载：柳耆卿“掩骸僧舍，京西妓者鸠钱葬于县花山，其后遇清明日，游人多狎饮坟墓之侧，谓之吊柳七”。《枣阳县志》记载：“宋词人柳耆卿（即柳永）墓在兴隆镇花山”。据说柳永晚年游历到枣阳，与教坊乐工和歌妓为伴，靠作曲填词度日，后来死在枣阳兴隆一带，还是歌妓们凑钱将他安葬在兴隆镇西北3公里外的花山上。 三、葬北固山或银山说 宋叶梦得（少蕴）持此说。叶在《避暑录话》中记载：柳永“终屯田员外郎，死旅，殡润州僧寺，王和甫为守时，求其后不得，乃为出钱葬之。”王和甫究竟葬柳永于何处？叶梦得未提及。据传北固山下有已湮没的柳永墓。但明代正德《丹徒县志》有“屯田郎柳永墓在（丹徒）土山下”，万历《镇江府志》不但有同样记载，而且记载了在土山下发现的柳永墓志铭残碑的部分内容。元代镇江籍学者俞希鲁所撰《至顺镇江志》卷七说：“土山，在县西江口，俗呼竖土山（唐刘禹锡诗：‘土山京口峻’）。旧与蒜山相属，今改名银山。”而北固山，东晋以来就很出名，人们并没有称它为“土山”的。可见，柳永墓所在的“土山”，就是“银山”（今天镇江五十三坡下仍有叫银山门的地方），就是云台山北面的那一部分，并不是北固山。清代镇江籍词人赵彦俞有一首凭吊柳永墓的《琵琶引》词，上段开头就说：“芳草西津，那堪问，故里清明时节。”中间又有“春去也，荒坟一掬”等语；下段更有“惟有土山深处，记王郎碑碣”（指柳永墓残碑）等语。从中可以看出，柳永墓所在的“土山”，是紧靠“西津”（即西津渡）。这首词，既是柳永墓“在土山下”的旁证，更是“土山”就是“银山” 的明证。清代考据家叶名沣在《桥西杂志》中也支持葬镇江说。柳永的故乡是福建崇安也支持葬镇江说。柳永纪念馆一块与柳永铜像齐肩的长方形石头，上面刻写着：“柳永墓冢抔土还乡记”几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