鹊桥仙·华灯纵博

当年在华丽的灯光下纵情地博弈，骑着骏马猎射驰骋，谁还记得我当年豪壮的军旅生活？那些无聊酒徒有许多如今都封了官爵，只有我等愿意隐居江边做渔翁。 江边有八尺轻舟。撑着低低的三扇篷，独自享受长满蘋草的水边景色，镜湖本来就属于像我这样的闲适之人。又何必非要你“官家”赐与不可呢？

华灯：装饰华丽的灯台。 纵博：纵情赌博。此处视为豪爽任侠的一种行为表现。《剑南诗稿》卷二十五《九月一日夜读诗稿有感走笔作歌》：“四十从戎驻南郑，酣宴军中夜连日……华灯纵博声满楼，宝钗艳舞光照席。……” 酒徒：犹言市井平民，普通人。《史记》卷九十七《郦生陆贾列传》：“郦生嗔目案剑叱使者曰：走，复入言沛公！吾高阳酒徒也，非儒人也。” 渔父：渔翁，打鱼的老人。 占断：完全占有。 蘋洲：丛生苹草的小河。 镜湖：在浙江会稽、山阴两县交界处，周遭三百余里，以水平如镜而出名。 闲人：作者自称，乃愤激之辞。 官家赐与：唐开元间，诗人贺知章告老还乡到会稽，唐玄宗诏赐镜湖剡溪一曲。陆游反用其典，表达自己的不满之情。官家，指皇帝，此处明指唐玄宗，实指当时的南宋皇帝。

“华灯纵博，雕鞍驰射，谁记当年豪举。”开篇就追忆往事，发表感慨。这两句采用倒叙手法，回忆“当年”旧事。从“华灯纵博，雕鞍驰射”两个对偶句，知所谓当年是指在南郑从军一段时期。他对这一时期的“豪举”生活，印象极为深刻，后来多次见于吟咏。这是因为：一、他亲自到了接近国防前线的地区，接触许多激动人心的场景，如射猎、检阅、韩信拜将坛、武侯祠庙，登高远望长安诸山，义士冒死驰递情报等等。二、扩展了视野，丰富了生活，激发了爱国热情，获得了大量的创作题材，奠定了“诗外功夫”的理论。完全可以说，南郑从军，对他的诗歌艺术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他曾有诗说：“华灯纵博声满楼，宝钗艳舞光照席。”“分骑霜天伐狐兔，张灯雪夜掷枭卢。”前两句辞采华丽，极具象征意义，将当年南郑从戎时期，词人与同僚纵情欢赌、策马射猎的生活场景重现。此处赌博并无贬义，突显的恰是一掷千金的豪爽性格。“谁记”二字转折强烈，写华年消逝、世事变迁之后，还有谁记得当年的豪情壮志。

　　“酒徒一半取封侯，独去作江边渔父。”这两句紧承“谁记”领起的转折，想过去，叹今朝。从此，下文分向“低沉”和“开朗”两方面开拓。封侯、渔父，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生遭遇，荣辱升沉，各有畔岸。“酒徒”是普普通通的平凡之人，暗用刘邦时策士郦生故事，在这儿是指原来和自己比肩而后来逐渐爬上去的达官贵人（如范成大、周必大都位至宰执）。当年与自己一起饮酒的人，至少有一半已经封侯进爵，可是自己却落得病老乡里，成了一个靠打渔为生的衰老渔夫。这里只作说明，并不见褒贬或感叹的痕迹。但也不禁使人发问：那些酒徒，是怎样取得封侯的，自己又为什么落拓江湖甘心去做钓徒渔父，但这不是作论文，为艺术法则所制约，不能说，也不必说了。诗词语者，有它的特色，留有余味，让读者自去咀嚼和解答，这就是“言有尽而意无穷”的妙处。“独”字突显出孤家寡人、顾影自怜之意。把成为“渔父”的自己置于“封侯者”之中，对比鲜明，写出陆游仕途的坎坷失意。还应看到，去做渔父，有他的天惠条件，门前宅旁，江湖满地，烟水迷离，是渔父生涯最理想的环境。无怪他在词作里常常提列。此篇而外，如《渔歌子》五首、《鹊桥仙·一竿风月》、《长相思》五首，都是歌颂渔钓生活的清丽超爽之作。诚然，这里也许微寓《楚辞·渔父》“举世皆浊而我独清”的惋叹。

　　下阕紧承“渔父”二字，从小船写起。“轻舟八尺，低篷三扇”，八尺长的轻小舟船，只有三扇低矮的蓬窗，恐怕只能容下词人一人。但是，词人却说它“占断蘋洲烟雨”，别有新致。表现出词人对渔钓生活的喜爱。“占断颇洲烟雨”，情景交融，韵味殊胜。蘋洲之上，烟雨迷蒙，水云之乡，为自己独占．逍遥容与，可以尽情领略心境何等旷远。况周颐说：“善言情者，但写景而情在其中。”只此一句，抵得张志和全篇《渔歌子》，此可视为“当年豪举”在意境上的升华。在广阔的湖面这一背景中，相较于“轻舟”之小，湖水简直可称大而无当，如此轻巧纤弱的一叶扁舟，绝对不可能占尽风雨，唯词人胸怀宽广能为之。通过这样鲜明的对比，词人言明渔钓生活已成为自己的精神栖所。

　　“镜湖元自属闲人，又何必官家赐与。”这两句引贺知章的典故。贺知章是会稽人，为官为文都很成功，天宝年间自请归乡为道士，唐玄宗特赐封地。这两句中，词人用略带嘲讽的口吻，打趣贺知章受皇恩所赐得以清闲归乡，实是用以自嘲，嘲笑自己衰鬓残年尚寸功未立。虽有怨念，但词人不仅把这种情怀表达得十分平淡，还显得英气凛然，可能是其晚年心境愈发冲和的缘故。

　　后人论辛、陆诗词，谓“时时掉书袋．要是一癖”。其实用事只要贴切自然，没有什么不可以。近代词人、词论家况周颐指出必欲得天然妙语，“其道有二。曰性灵流露，曰书卷酝酿。”可谓知言。杨慎评此作：“英气可掬，流落亦可惜矣！”杨慎于此拈出“英气”二字．丁消沉遁世的基调中看到开朗超拔的一面，具见法眼。在任何时代，作为一个诗人的气质来说，这种“英挺之气”断不可少。这是在品格和艺术创作中的间架和脊梁。

　　全词用笔蕴蓄，颇见炼字炼句之功。如开头只用八个字，就概括了南郑从军多方而的“豪举”。“酒徒”二句，指出持身不同，遭逢各异，亦自言外有意。“占断”一句，只用六字，诗情画意，境界全出。正如赵翼所说：“放翁功夫精到，出语自然老洁，他人数言不能了者，只在一二语了之。”若姚范说他“苍黯蕴蓄之风盖微”，并非公允之论。

　　另外，此词虽用了一半篇幅描绘渔父生涯，但陆游与张志和一类烟波钓徒全然不同。被迫投闲的渔父即使表面上再潇洒悠闲，骨子里仍是时时不忘“当年豪举”的爱国志士。正是这股内在的豪纵之气，贯注于全词，便在字里行间和转折推进中流露了一种强烈的不平、怨愤、牢骚和孤傲，而词中“谁记”、“独去”、“占断”、“元自”、“何必”等词语，则在表现上述感情方面起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