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岱

张岱（1597年～1679年）又名维城，字宗子，又字石公，号陶庵、天孙，别号蝶庵居士，晚号六休居士，汉族，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寓居杭州。出生仕宦世家，少为富贵公子，精于茶艺鉴赏，爱繁华，好山水，晓音乐，戏曲，明亡后不仕，入山著书以终。张岱为明末清初文学家、史学家，其最擅长散文，著有《琅嬛文集》《陶庵梦忆》《西湖梦寻》《三不朽图赞》《夜航船》等绝代文学名著。

张岱自称：少为纨绔子弟，极爱繁华。好精舍，好美婢，好娈童，好鲜衣，好美食，好骏马，好华灯，好烟火，好梨园，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鸟。（出自《自为墓志铭》）可谓纨绔子弟的豪奢享乐习气和晚明名士文人纵欲玩世的颓放作风兼而有之。张岱博洽多通，经史子集，无不该悉；天文地理，靡不涉猎。虽无缘功名，却有志撰述。一生笔耕不辍，老而不衰。所著除《自为墓志铭》中所列十五种之外，还有《王郎诗集》《有明于越三不朽图赞》《石匮书后集》《奇字问》《老饕集》《陶庵肘后方》《茶史》《桃源历》《历书眼》《涫朗乞巧录》《柱铭对》《夜航船》、杂剧《乔坐衙》、传奇《冰山记》等共三十余种。其中《夜航船》一书，内容殆同百科全书，包罗万有，共计二十大类，四千多条目。张岱涉猎之广泛，著述之宏富，用力之勤奋，于此可见。而他与一般玩物之纨绔、玩世之名士的畛域，也于此分界。 张岱对于自己的才高命蹇，是不胜其愤的，并将其愤世嫉俗之情，寓于山水：以绍兴府治，大如蚕筐。其中所有之山，磊磊落落，灿若列眉，尚于八山之外，犹遗黄琢。则郡城之外，万壑千岩，人迹不到之处，名山胜景，弃置道旁，为村人俗子所埋没者，不知凡几矣。（出自《黄琢山》）余因想世间珍异之物，为庸人埋没者，不可胜记。而尤恨此山生在城市，坐落人烟凑集之中，仅隔一垣，使世人不得一识其面目，反举几下顽石以相诡溷。何山之不幸，一至于此。（出自《峨眉山》） 这两段文字，一则言名山胜景被埋没之多，另一则言其被埋没之易。在反复回环的议论感叹之中，发泄了他不遇的憾恨和对世俗的鄙薄，深得柳宗元《永州八记》的骚体之精髓。但宗子毕竟不同于宗元：“山果有灵，焉能久困？余为山计，欲脱樊篱，断须飞去。”（出自《峨眉山》）他比宗元多了一分自信，多了一分诙谐。 ▲

明末清初散文家，字宗子，石公，号陶庵，别号蝶庵居士，山阴（今浙江绍兴）人，明末清初文学家。 高祖天复，官至云南按察副使，甘肃行太仆卿。曾祖张元汴，隆庆五年(1571)状元及第,官至翰林院侍读，詹事府左谕德。祖父张汝霖，万历二十三年（1595）进士，官至广西参议。父张耀芳，副榜出身，为鲁藩右长史。张岱的出身，是书香门第，家学渊源。先辈均是饱学之儒，精通史学、经学、理学、文学、小学和舆地学。被舅父夸为“今之江淹”。天复、元汴父子曾撰修《绍兴府志》《会稽志》及《山阴志》，“三志并出，人称谈迁父子。”（《家传》）(下引张岱诗文及评论出自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出版、夏咸淳点校的《张岱诗文集》者，均只注篇名。）祖父汝霖，“幼好古学，博览群书。”（同上）至老，手不释卷。曾积三十年之精神，撰修《韵山》，后因与《永乐大典》类同而辍笔（《陶庵梦忆韵山》）。 张氏三世藏书，岱“自垂髫聚书四十年，不下三万卷。”（《陶庵梦忆三世藏书》）顺治三年（1645）避兵入山，仅携带数箧书籍而行。而所存者为清兵所居，日裂以炊烟；又用图书做甲盾，以当箭弹。40年所积，荡然无遗。 张岱的出身，还是一个文艺之家。祖孙几代都工诗擅文，咸有著述。天复有《鸣玉堂稿》，元汴有《不二斋稿》，汝霖有《石介园文集》，耀芳“善歌诗，声出金石。”（《家传》）张氏从汝霖起，自蓄声伎，讲究此道。耀芳“教习小蹊，鼓吹戏剧。”（《家传》）到张岱这辈，则“主人精赏鉴，延师课戏，童手指千。蹊童到其家，谓‘过剑门’，焉敢草草。”（《陶庵梦忆过剑门》）他拜师学琴，习曲三十余首，指法“练熟还生，以涩勒出之。”（同上《绍兴琴派》）并“结丝社，月必三会之。”（同上《丝社》）张岱仲叔联芳，“能写生，称能品”，与沈周、文征明、董其昌、李流芳辈“相伯仲”。又好古玩，富收藏，精鉴赏，“所遗尊?、卣彝、名画、法锦，以千计。”（《附传》）张岱耳濡目染，亦自手眼不低，所作种种文物古玩之题铭，诸多磁窑铜器之品评，确为行家里手。 张岱生活于明朝末年。明中叶以后，宦官擅权，佞臣当道，特务横行，党争酷烈，内忧外患，愈演愈烈。贤能忠直，或被贬逐，或遭刑戮。与此同时，思想界涌现了一股反理学、叛礼教的思潮。以王艮、李贽为代表的王学左派，公开标榜利欲、欲为人之本性，反对理学家的矫情饰性，主张童心本真，率性而行。这无疑是对传统礼教的反叛，对程朱“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的挑战。在这种思潮的推动下，文人士子在对社会不满之余，纷纷追求个性解放：纵欲于声色，纵情于山水，最大程度地追求物质和精神的满足。他们一方面标榜高雅清逸，悠闲脱俗，在风花雪月、山水园林、亭台楼榭、花鸟鱼虫、文房四宝、书画丝竹、饮食茶道、古玩珍异、戏曲杂耍、博弈游冶之中，着意营造赏心悦目、休闲遣兴的艺术品味，在玩赏流连中获得生活的意趣和艺术的诗情；另一方面他们在反叛名教礼法的旗号下，放浪形骸，纵情于感官声色之好…

张岱的小品，萃于《两梦》和《文集》中，《文集》的文体，则传、记、序、跋、书、檄、铭、赞均有；内容则以传人、论诗、品文、评史为主，集中体现了张岱的诗文创作原则和主张，反映了他的审美理想和追求。 张岱论传人，则谓“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深情也；人无疵，不可与交，以其无真气也。”（《陶庵梦忆祁止祥癖》）这与袁宏道所说：“世人但有殊癖，终身不易，便是名士。”（《与潘景升书》）如出一辙。以有癖、有疵，为有深情，有真气，为有与众不同的个性，为有傲世刺世的锋芒，这正是晚明文人名士狂狷不羁，玩物玩世的突出表现。张岱(《自为墓志铭》)坦陈的种种所好，即是癖，是疵，而他所传之人，也多有癖，有疵。作者《五异人传》云： 余家瑞阳之癖于钱，须张之癖于酒，紫渊之癖于气，燕客之癖于土木，伯凝之癖于书史，其一往深情，小则成疵，大则成癖。五人者，皆无意于传，而五人之负癖若此，盖亦不得不传之者矣。 其他如祁止祥，“有书画癖，有蹴鞠癖，有鼓钹癖，有鬼戏癖，有梨园癖。”（《陶庵梦忆祁止祥癖》）王思任有谑癖，号谑庵，以致“莅官行政，摘伏发奸，以及论文赋诗，无不以谑用事。”（《王谑庵先生传》）鲁云谷有洁癖：“恨，恨酒，恨人撷花，尤恨人唾痍秽地，闻喀痰声，索之不得，几学倪迂，欲将梧桐斫尽。”（《鲁云谷传》）正因为他能抓住传主的癖和疵来着力刻画，所以笔下的人物，个个鲜活，人人传神。 张岱传人撰史，力求其真。自言：“笔笔存孤异之性，出其精神，虽遇咸阳三月火，不能烧失。”（《跋张子省试牍三则》）“生平不喜作谀墓文，间有作者，必期酷肖其人。故多不惬人意，屡思改过，愧未能也。”（《周宛委墓志铭》）“心如止水秦铜,并不自立意见,故下笔描绘,妍媸自见。敢言刻画,亦就物肖形而已。”（《与李砚翁》）他认为“有明一代，国史失诬，家史失谀，野史失臆”（《石匮书序》），总之失真。而他自己撰史“事必求真，语必求确”，“稍有未核，宁阙勿书。”（同上）作者以写真传神为其传撰史的美学追求，力求“得一语焉，则全传为之生动；得一事焉，则全史为之活现。苏子瞻灯下自顾，见其颊影，使人就壁模之，不作眉目。见者皆失笑，知其为东坡。盖传神正在阿堵耳。”（《史阙序》）在这样的审美追求和创作原则指导下，张岱在《王郎文集》、《梦忆》中，塑造了不少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有官吏文士，工匠伶优，也有医生僧侣，妓女牙婆，各色人等，构成社会众生相。无论是专传，还是兼记，一经作者刻画点染，人物便声口毕肖，须眉皆动。如《扬州瘦马》中状娶妾者相瘦马一节曰：黎明，即促之出门。媒人先到者，先挟之去。其余尾其后，接踵伺之。至瘦马家，坐定，进茶。牙婆扶瘦马出，曰：“姑娘拜客”，下拜。曰：“姑娘往上走”，走。曰：“姑娘转身”，转身向明立，面出。曰：“姑娘借手瞧瞧”，尽褫其袂，手出，臂出，肤亦出。曰：“姑娘瞧相公”，转眼偷觑，眼出。曰：“姑娘几岁了？”曰几岁，声出。曰：“姑娘再走走…

与前辈小品文作家不同，年届知命的张岱经历了天地巨变：满清入主,社稷倾覆，民生涂炭，家道破败。他坦言自己“学节义不成”（《自为墓志铭》），“忠臣邪，怕痛。”（《自题小像》）只能“避迹山居，所存者，破床碎几，折鼎病琴，与残书数帙，缺砚一方而已，布衣蔬食，常至断炊。”（《自为墓志铭》）不得不在垂暮之年，以羸弱之身，亲自舂米担粪：“身任杵臼劳，百杵两歇息”“自恨少年时杵臼全不识。因念犬马齿，今年六十七。在世为废人，赁舂非吾职。”（《舂米》）“近日理园蔬，大为粪所困。”“婢仆无一人，担粪固其分。”“扛扶力不加，进咫还退寸。”（《担粪》）今昔生活对比，不啻霄壤，真如隔世。于是他“沉醉方醒，恶梦始觉”（《蝶庵题像》）再忆梦寻梦，撰成《二梦》，“持向佛前，一一忏悔。”（《自为墓志铭》）他也曾“作自挽诗，每欲引决，因《石匮书》未成，尚视息人世。”（同上）在极其艰难的物质条件和十分痛苦矛盾的精神状态下，前后历时二十七年（其中明亡后十年），五易其稿，九正其讹，撰成《石匮书》这部二百二十卷纪传体明史的煌煌巨著。后又续撰成《后集》以纪传体补记明崇祯及南明朝史事。诚如清毛奇龄在《寄张岱乞藏史书》中所称：“将先生慷慨亮节，必不欲入仕，而宁穷年厄厄，以究竟此一编者，发皇畅茂，致有今日。此固有明之祖宗臣庶，灵爽在天，所几经保而护之式而凭之者也。” 关于《陶庵梦忆》的写作，作者在《梦忆序》中自云： 因想余生平，繁华靡丽，过眼皆空。五十年来，总成一梦。今当黍熟黄粱，车旅蚁穴，当作如何消受？遥思往事，忆即书之。持向佛前，一一忏悔。不次岁月，异年谱也；不分门类，别志林也。偶拈一则，如游旧径，如见故人，城郭人民，翻用自喜，真所谓痴人面前不得说梦矣。余今大梦将寤，犹事雕虫，又是一番梦呓。因叹慧业文人，名心难化。正如邯郸梦断，漏尽钟鸣，卢生遗表，犹思摹拓二王，以流传后世，则其名根一点，坚固如佛家舍利，劫火猛烈，犹烧之不失也。作者梦醒，而忆梦记梦，真邪，梦邪？真而成梦，梦又似真，这是作者的心态；悔邪，喜邪？悔而翻喜，喜而实悲，这是作者的心情。这种极其复杂矛盾的心情、百感交集的心态，在他的《自为墓志铭》中表现得最为集中和深刻。其中有自夸自诩者，如列数平生著述,追忆6岁时巧对陈继儒所试屏联之事；有自夸兼自悔者，如所列种种少时所好；有迷茫不解者，如所列“七不可解”；有梦醒彻悟者：“劳碌半生，皆成梦幻”，“回首二十年前，真如隔世”。作者的《梦忆》，以朱明发迹之钟山为卷首，悲叹“孝陵玉石二百八十二年，今岁清明，乃遂不得一盂麦饭，思之猿咽。”以营造自己的生圹，于梦醒之后，寻得的王郎?福地煞尾(《陶庵梦忆·王郎?福地》)，是有不胜铜驼荆棘之悲的。所以伍崇曜比之于孟元志的《东京梦华录》、吴自牧的《梦粱录》，“均于地老天荒，沧桑而后不胜身世之感。兹编实与之同。”（《陶庵梦忆跋》）所不同者，张岱用的是小品文这种文体，且“间涉游…